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，一座野蛮的人造屏障将柏林市一分为二。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分离开的希望，把德国首都分成了东、西两半。

从1961年8月到30年前的11月9日，这一大都会内部的“细胞膜”一直屹立不倒。

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政治和文化走向统一的时代。东柏林人和西柏林人现在都是柏林人了，他们可以自由地漫游。一座座原是企业所有的建筑被遗弃在倒塌的城墙周围，孕育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电子音乐文化。这一文化最后在世界上获得了显著的地位。

值此周年纪念日之际，Mixmag 与那些经历过这段变革时期的人们交谈，以了解政治动荡是如何以及为何能够推动如此强大的音乐的产生。

“在80年代，我们相信所谓的‘没有未来的一代’——柏林是外来者、朋克和有不同想法的人的圣地。80年代早期，德国朋克和新浪潮音乐变得非常强大——这是第一次有着德国歌词的，创新的实验音乐走到了聚光灯下。当时的音乐界非常激进。柏林的许多人无法融入社会，所以创造了他们自己的世界。”

“柏林墙倒塌时我在巴伐利亚州。这无疑有助于场景的发展。突然间，成千上万来自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年轻人开始庆祝他们的自由。”

“柏林的 techno 是政治性的，完全反对体制。大多数地方或俱乐部没有许可证或任何合同，所以这一切都是非法的——只要有一个音响系统和一些 DJ，每个人都可以（开派对）。美国 Techno 制作人和 DJ 联盟诞生于 Tresor——他们当时请了来自底特律、芝加哥或纽约的 DJ。Techno 在当时是新鲜和具有革命性的。Underground Resistance (其中包括 Jeff Mills, Mad Mike, Robert Hood）对柏林的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影响。柏林和底特律的联系非常紧密，影响了所有参与了的人。”

“东柏林和西柏林的人们创造了一个电子音乐天堂，如今，那些准则仍然统治着 techno 的世界。Techno 在柏林爆炸了，运动席卷全国。东柏林人变成了DJ、保安或毒贩，带来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——这个派对自1989年以来就没有结束过。”

“我出生在这里，在离开一段时间后，于1979年搬回了这里。柏林没有 Johnny Rotten 或 Mick Jagger，但像 Malaria 这样有趣的乐队在音乐技术上弥补了这一点——虽然我回到柏林时，也遇到了 Iggy Pop 和 David Bowie。”

“1988年，我搬到了伦敦，柏林墙倒塌时我就在那里。我在柏林的朋友告诉我，在此之前，东柏林非常幽闭恐怖。”

“我没有看到东西柏林人在音乐上的区别——我只看到了喜欢电子音乐的人和不喜欢电子音乐的人。在俱乐部里，好像一切都未曾发生。”

“墙倒了以后，你可以一分钱也不花就出去玩。没有保安，也没有规则——什么都没有。你可以开始做点什么。”

“柏林墙倒塌后，柏林的场景被 Tresor 和来自底特律的关系接管了，Westbam, Gigolo Records, 科隆的 Kompakt，以及俱乐部 Planet （这是我至今最喜欢的俱乐部之一）。我认为如果没有那些住在柏林的外国人，就不会有今天的柏林。”

“政治上，我一直反对政府。对我来说，无政府状态就是大家决定谁对什么负责，如果他们让你失望，他们就会失去这个位置。团结和互动的政治就是夜生活的政治。”

“当时感觉就像生活在笼子里。当柏林墙倒塌时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我哭得像疯了一样，就像一场梦。这是一场自由的庆典，就像越狱一样——我直接去了东柏林。它是如此不同。”

“我大约96年开始在 TRESOR 演出——TRESOR 是我的教父，我的导师。Acid house 最早来自英国和美国。这是一种新的地下音乐。然后那种声音变得越来越简洁，越来越硬，越来越快，techno 就这么开始了。”

“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年轻人想要见面，我们在俱乐部庆祝我们的团聚——我们成为了一家人。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分歧，俱乐部不会是今天这样，它不会像现在这样富有同情心。柏林俱乐部的老板们非常热情——他们对自由生活有自己的想法。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——这是一种生活方式。这种能量来自于政治形势。”

“像 Planet 和 E-Werk 这样的俱乐部真的很重要。Kiss FM 也很重要，它混合了流行音乐、 techno、 drum ‘n’ bass 和 breakbeat。89- 90年代初的 Monika Dietl 非常重要，她在她的广播节目中播放当时流行的音乐：她就是当时这种文化的天使。我记得我曾惊讶地问我男友：‘那是什么音乐?’ 她音乐品味真的特别好。”

THIERRY NOIR

“1982年我从法国来到柏林，我遇到的每个人都是艺术家。我开始尝试证明自己是一个艺术家。两年后，抑郁的生活促使我开始在柏林墙上画画——这似乎是种紧急应激行为，但它改变了我的生活。”

“朋克和新浪潮与街头艺术有相似之处。所有的朋克女孩的肩膀上都有老鼠，她们每周都会根据自己的头发改变老鼠的颜色。那非常的 hardcore。所有人都在用心生活——音乐家、画家、设计师——这个运动在柏林非常盛行。”

“柏林墙倒塌后，我们意识到，东柏林也有艺术家。我们双方汇集在了一起。”

“我认为艺术加速了柏林墙的倒塌——它向世界表明，在城市中心有这么大的隔离是不正常的。当这种隔离出现在电视上，政府必须对此作出反应。这件事的发生非常重要。”

“墙倒的时候我很高兴——我可没把它看作种艺术项目，只是很高兴看到它消失了。整个文化场景都很棒，我们都是地下战士。”

“我出生在柏林——我在一个被黑暗时代包围的城市里长大。作为一名西柏林人，我们多少会感到‘舒适’——这是一个有很多空间的大城市，但住在那里的人却不多。我们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周围的墙壁上，我们专注于享受美好的时光。对我来说，一堵墙就是一座城市的特征。我从来没有被锁住过。”

“战后，柏林的夜生活没有了宵禁，因此，更多人开始去寻找自由，而不是参军。我们想要自由的权利、自由的人格。西柏林到处都是艺术家、画家、音乐家和作家。它与纽约的生活方式相似。”

“说到 LOVE PARADE ，我和一个叫 Danielle de Picciotto 的美国女孩在一起。我们讨论了如何创建一个 Mardi Gras 类型的活动：街头嘉年华。我的朋友们一直告诉我，在英国的一些城市，比如伦敦、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，会有非法的地下派对——有人打开了贫民区的扩音器，开始在街上跳舞。这是 Danielle 和我喜欢的。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举行一次舞蹈游行，当它发生时，我兴奋地起了鸡皮疙瘩。”

“当时，我认为柏林是逃避兵役者、同性恋、朋克、艺术家和疯子的聚集地。所以，不知怎么地，我适应了，但我也因此错过不少在纽约的好机会。”

“音乐给了年轻人一些可以一起创造的东西，并拥有平等的所有权。”

当被问及当时身为同性恋是什么感觉时，他的回答是:

“对我来说，柏林一直是一个不受约束、开放和自由主义的城市。作为一个所谓的西柏林人，我并没有真正感受到自由的改变。我相当肯定，如果你向东柏林人提出这个问题，你会得到一个非常不同的答案。”

关于1988年回到柏林：

“我几乎不知道世界地缘政治会发生变化，而我会在柏林的复兴中扮演一个小角色。几个月后，柏林墙倒下了，techno 抓住了年轻人，正如他们所说，剩下的都是历史。”

“我在1978年去柏林寻找唱片，发现了一个完全迷人的、未知的地方——尤其是东柏林：没有人去那里。我发现了这个羽翼未丰，想要变成朋克摇滚的场景。他们禁止朋克——他们把朋克看作是资本主义失败的表现，他们不希望人们认为共产主义也失败了。”

“我能接触到东柏林人可望不可及的西方音乐，所以我录制了唱片集，并把它走私到东柏林。在东德人眼中，我被认为是‘颠覆者’。他们对我的计划很感兴趣，但我只是想减轻他们的痛苦。”

“西柏林很前卫——创意人士、异装癖者、同性恋者和其他人都可以在那里过正常的生活。我发现的是一种表达方式——心态是激进的。双重城市的概念无疑激发了乐队的创造力。”

“Joy Division 选我为在柏林出售唱片的代销——我会去 Gudrun Gut 工作过的唱片店出售。我最后成了她的 Malaria 乐队的经纪人，和他们一起环游欧洲！不久之后，我成为德国朋克乐队 Die Toten Hosen 的音响师，我把他们偷偷带到东柏林，举办了假扮成一场教堂礼拜仪式的非法音乐会。这在东柏林想成为朋克的孩子们之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涟漪。被禁止的音乐，就像非法毒品一样，有着一种天然的吸引力。”

“1989年，Die Vision 乐队邀请我制作他们的专辑——作为一个西柏林人，我坐在录音棚里，而东柏林在我们周围分崩离析。我们在11月2日完成了录音，9日柏林墙倒塌。这使我成为最后一个在东柏林制作专辑的西柏林人。”

“我们1989年11月8日离开的那个城市已经不是我们回到的那个城市了。柏林突然从战争中解放出来——这种和平的感觉是必不可少的。因为和平取代了扔手榴弹，你可以对着唱片跳舞了。”

“柏林墙倒塌后，边境上所有这些被遗弃的建筑突然变成了非法派对的场地。在此之前，柏林只有 Ufo 俱乐部。”

“你来自哪里、你是什么肤色…这些都不重要。德国的统一，发生在舞池里。”